采訪對象：洪卜仁，1928年6月生，福建廈門人，民盟成員。新中國成立前任報刊記者、編輯，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小學校長、中學歷史老師。1983年至1992年任廈門市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編審，兼任廈門市社科聯副主席、市政協文史委副主任。后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廈門市政協特邀研究員、廈門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高級顧問。2019年5月20日因病去世。

　　采 訪 組：沈 凌 路 也 胥 晴

　　采訪日期：2017年6月8日

　　采訪地點：廈門市洪卜仁家中

　　采訪組：洪老師您好，很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1985年習近平同志到廈門工作時，您任市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當時你們是如何認識的？

　　洪卜仁：1983年，為了讓工青婦（工會、共青團、婦聯）的干部了解廈門歷史，市委宣傳部開辦了“廈門地方史講習班”。我1983年6月接任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應邀為講習班講課。講完后，市總工會根據錄音整理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廈門地方史講稿》，大約10萬字，由我審定后內部發(fā)行。

　　1985年6月，近平同志到廈門來工作，擔任副市長，很想了解廈門的歷史和民俗民情，想借幾本相關的書籍，便通過人找到了我。作為地方史志工作者，聽說新來的市領導首先就借閱地方史志，我非常高興。當時的情況是，只有舊志，就是道光年間編纂的《廈門志》，之后民國年間編纂有一個《廈門市志》尚未出版，解放后編纂的這一本也沒有整理出版。近平同志希望看時代近一些的、稍微簡單一點兒的地方志。我就把我的那本《廈門地方史講稿》，加上那本道光年間的《廈門志》，轉借給他。

　　過了一段時間，近平同志約我到他住的地方聊一聊，跟他講講廈門的歷史，并和我約了時間和地點。那天晚飯后，我就騎車去找近平同志了。當時他還沒有結婚，單身一人住在圖強路市委宿舍三樓，我就在那里第一次見到近平同志。我倆就在他的臥室邊抽煙邊喝茶，一打開話匣子就聊得相當投機，非常談得來。

　　我們不知不覺聊到晚上11點多鐘。近平同志送我出來，握手告別時，他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趕緊說：“過獎了，不敢當。”按說我們是上下級關系，他本可以不跟我說這樣的話。但聽得出來，他這話是言之由衷的。他這么說，讓我非常感動。

　　采訪組：這次聊天，他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洪卜仁：這次談話，讓我覺得近平同志和我當年接觸過的有些領導相比，確實有點不一樣，感覺他很不平凡。首先，我感覺和他之間沒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鴻溝。他是副市長，我是市政府工作部門一個副主任，差得老遠的，但我感覺他沒有把我放到下屬的位置上，而是虛心與我探討歷史問題。再就是感覺我們之間沒有代溝。1985年，我已經將近60歲了，他那年才32歲。雖然我們的談吐和表達有時候會有不一樣的地方，但我們談話是非常融洽的。我們聊天的時候，有什么講什么。從聊天中能夠感到，他非常想了解廈門的情況。像他這樣對地方志、對歷史重視的領導真是不多見的。還有就是感覺他非常平易近人，謙和禮貌。他稱呼我“洪老師”，這讓我感到非常親切。

　　采訪組：洪老師，能否講講你們在聊天中主要交流了哪些內容？

　　洪卜仁：好的。因為我們聊天不是在近平同志的辦公室，而是晚上在他家里，氛圍比較輕松，所以聊得也就比較自然。我們交流廈門的地方史，天南地北、海闊天空，從唐代開發(fā)廈門的“南陳北薛”，一直到廈門經濟特區(qū)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聊得范圍很廣。他不時插話。在我們見面聊天之前，他已經看過我寫的那本《廈門地方史講稿》，所以我介紹情況過程中，他經常會向我提問。

　　比如講到“南陳北薛”時，我說根據《廈門志》和好多地方史書文獻記載，對唐代遷居廈門的漢族人歷來都有“南陳北薛”的說法，指的就是洪濟山下的南面和北面，有姓陳和姓薛的聚族而居。我說到陳姓是從長安來的，他就說：“哦，還是從我們陜西來的。”

　　我講到，廈門歷史發(fā)展最大的特點，就是與華僑關系密切、和臺灣關系特殊。他聽了很有興趣，可能他過去對華僑、對臺灣這些方面接觸得比較少，所以一說起這些，他好像興趣就更強烈了。我跟他講，廈門是華僑進出祖國的主要港口，也是福建僑會的集中地，閩南地區(qū)的華僑出國、回國都要經過廈門，廈門近代化城市建設，大部分也是華僑投資建成的。我還跟他講，清政府在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收復臺灣后，臺灣和廈門是同一個行政單位，叫做臺廈兵備道，既管臺灣也管廈門。從那時候到雍正年間，有43年臺灣和廈門都是同屬一個行政區(qū)劃。另外，清政府收復臺灣后，還規(guī)定了一條：所有大陸與臺灣的交往，不論官方或民間，都只能通過廈門對臺灣的鹿耳門渡口這個唯一通道來進行，這就是廈門與鹿耳門的單口對渡。從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這種關系維持了整整100年時間。

　　我還談了廈門的對外關系。因為廈門是福建最早開放的港口，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海港就是廈門，泉州、漳州原來都是河港，不是海港。我跟他談的這些東西，后來都寫在了《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中“廈門市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演變和今后發(fā)展趨勢”這一章里。

　　當時由于時間所限，我講得不是太充分，所以他會經常提問，打破砂鍋問到底。講到最后，他還問到了廈門的市場情況等。

　　我后來跟別人講，這個新領導很不簡單，他對廈門的歷史這么重視，說明他是一個很有歷史感的人，也一定會很關注廈門的發(fā)展。后來果然是這樣，他的確很想干一番事業(yè)。那次聊天后沒過多久，我聽說他在主持農村工作會議的時候，還談起古代廈門“南陳北薛”的典故。近平同志剛來廈門工作，就對廈門的歷史如此清楚，這讓與會的同志感到很驚訝，也很佩服。

　　采訪組：洪老師，您作為方志辦的副主任，還和他有哪些接觸？

　　洪卜仁：我1983年到1992年間，一直在地方志辦公室工作，我去他家的次數也不多，就是開會碰到了說說話。我印象中，要地方志辦公室提供材料的領導同志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然后就是近平同志，后來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朱學范。所以當近平同志提出要了解地方志的時候，我受寵若驚，非常高興地接待他。

　　我的主要工作是從事研究，所以我從來沒有主動找過任何一位領導。包括我自己寫的書，也從來沒有主動去送給領導。我感到近平同志對方方面面的情況都想了解，即使有些不是他分管的工作也同樣希望多了解，感覺他是個有事業(yè)心、有責任感、敢擔當的領導干部。

　　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期間，我作為方志辦副主任，主要在兩件事情上和他還有較多接觸。一件是編寫《廈門經濟特區(qū)》一書，這是第一本公開對外介紹廈門經濟特區(qū)的專著，廈門與新華出版社合作，近平同志是副主編，我是執(zhí)行編輯。因為編書的緣故，我們接觸的時間比較長。

　　另一件事，就是后來近平同志主持“廈門市2000年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課題，編寫《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這項工作是他主抓的，最后真的做出來了。我感覺當時在全國，能進行這樣的戰(zhàn)略研究的地方似乎不多。方志辦也參加了這個研究項目，與統計局合作承擔了其中一個課題，其中有關廈門市經濟社會演變這一部分內容由我執(zhí)筆。正是因為編這本書的緣故，我與近平同志有一些交流的機會。當時拍了照片，但我現在找不到了。我屬于“不叫不去，有叫必去”的那種人，我知道他很忙，所以沒有特意主動去找他交流。他當時除和省里同志交流，也邀請了省外專家聽取意見。在組稿寫稿過程中，他講過幾次話，主要講寫作的側重點。

　　我和近平同志還有一些接觸，就是我作為社科聯副主席，邀請海外學者交流，他偶爾也參加。有一次，當時新加坡駐日本和韓國的特命全權大使黃望青來廈門，我以社科聯名義請他。黃望青是研究經濟的，祖籍鼓浪嶼。當時我請黃望青講課的地方在中山公園廈門市影劇院里面的一個房間，那次近平同志也來了。

　　采訪組：您和習近平同志后來還有聯系嗎？

　　洪卜仁：后來我們就沒有再怎么聯系了。在他離開廈門好多年后，他在省里當省長，有一次在鼓浪嶼音樂廳聽鋼琴演奏，演奏結束，音樂廳燈光亮起來，我看到他，他也看到了我。他當時坐第五排，我好像是坐第二或者第三排，我記得陪同近平同志一道的還有當時的廈門市長朱亞衍、市委常委黃杰成。散場以后，我們互相點點頭，沒想到他還記得我，喊我一聲“洪老師”，這讓我難以忘懷。